水下“探宝”！带你揭开沉没的文明

文化遗产
不仅仅存在于陆地
还有广袤的水域

穿戴潜水服、背上空气瓶、套上脚蹼和面罩，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进阶培训班的队员们跳入海中，在分界洲岛海域进行水下的系列实操技能训练。

如今的水下考古队员们可谓装备齐全、训练有素，而三十多年前，中国水下考古却是在屈辱中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水下考古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海打捞出一艘古沉船，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次年，哈彻将这些文物委托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拍卖。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及100多块金条、金元宝。

来自中国政府的所有申诉、抗议均告无效。国家文物局便委派陶瓷研究专家耿宝昌、冯先铭赶赴拍卖现场进行回购，可惜高昂的成交价使两位专家无力举牌，最终回购落空。

“那件事成了每一位考古人的心头之痛，从此，中国考古界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海洋。可以说，正是受这次事件的刺激，才有了我国水下考古的真正开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梁国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1987年11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下，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从事水下考古学研究的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教授任研究室主任，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就此拉开了序幕；1988年，由全国各文博单位选送的9名考古人员作为水下考古第一期学员参加了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为期两个月的培训，我国首批水下考古专业队伍产生；1989年10月20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辉煌的航海史更是留下了丰厚的水下文化遗产。面对如此丰富的水底遗迹，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开始迎头赶上。三十多年间，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取得了“南海Ⅰ号”“南澳Ⅰ号”“碗礁Ⅰ号”“华光礁Ⅰ号”等一批重要的水下考古发掘成果，2000年以来开展的水下文物普查工作，特别是2009年-2010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水下文物普查工作也取得诸多重要收获。

2019年舟山海域水下考古调查期间，水下考古工作人员下水。

那究竟有多少我们未知的遗迹？“南海约有138处文化遗存，其中西沙约有106处，这些文化遗存的年代从五代延续至近现代，主要以沉船和水下文物点为主，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过程相一致。”梁国庆说。
 

在许多人眼里，水下“探宝”既新鲜又神秘。但对于水下考古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项需要诸多专业技能的工作。

“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陆地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其实，除了海洋，我国还在内水水域如湖泊、水库、内河、运河等水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水下考古项目，水下考古的工作对象，也从单纯的沉船遗址扩展到包括水下遗址、城市、桥梁、码头、水闸、水文石刻乃至近现代军舰等诸多历史文化遗迹。”梁国庆介绍。

与有着相对完备考古规程的田野考古不同，水下考古似乎有更多考验。

水域广阔、大海茫茫，如何尽快明确工作对象是水下考古工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渔业生产或盗掘盗捞产生了一批“线索”。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正是由此出发，使得“碗礁Ⅰ号”“华光礁Ⅰ号”“南澳Ⅰ号”“小白礁Ⅰ号”等一大批沉船重见天日。

2011年，“南澳Ⅰ号”沉船发掘，考古队员布设水下探方。

“实际上，航海传统、航路分布、货物集散、海域状况都从不同侧面对航海活动的区域性有所划定，而像海战等特殊事件则会直接在某特定区域（战场）展开，这些区域一直以来也是沉船考古发现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所在。”梁国庆说。

对于水下考古来说，明确工作对象只是第一步。

与田野考古相似的是，水下考古也需要布置探方，由于在水下，工作情景特殊，所以探方也略有不同，一般有软式探方和硬式探方两种。软式探方是在水下横竖拉绳，组成一个个方框置于遗址之上，硬式探方是将不锈钢制作的、带有一个个方格的框架放于遗址上。水下作业还需要绘图及拍摄记录，这就需要用到防水的纸和相机防水罩。

水下考古队员的每一次下水，事前都要制定一整套完善的规程，必须严格遵守。比如下水前先探测清楚海水的水深和流速，因为深度的不同会影响计划的制定，而过快的流速有可能使人无法完成工作，甚至威胁生命安全，所以，一般需等到海水“平潮”时才能下水。“因为‘平潮’时水流较小，便于绘图、拍照、摄像及采集文物。”梁国庆说。而且，受气瓶容量所限，每次在水下停留时间有限，时间一到必须马上上水。上水速度，按潜水规程要求，每分钟不能超过18米，上升至距水面3米时，还要再停留数分钟才出水。

各项条件都具备后，带上潜水装具的考古队员一般以两人一组的形式下水。队员们解释说，潮汐、海流、渔网以及设备故障随时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因而在水下进行考古作业，需要两名队员结成潜伴。如果水下作业时发生危险，潜伴就是唯一可以保障安全出水的“备份”。生死潜伴，便是水下考古人特殊的浪漫。下水之后，队员则要沿着入水绳下潜，将其绑在沉船或插于海底的钢钎上，使其成为导向绳。在难以辨别方向的海底，它就像人行道上的“盲道”。

每一片海域都有截然不同的海况和文物埋藏环境，有些是泥沙淤积，有些是珊瑚礁作祟，有些则漆黑冰冷……但历经复杂环节最终与文物面对面时，那种无以言表的喜悦或许就是水下考古工作者最为幸福的时刻。

“因为水的存在，人为干扰较少，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固了，这些文化遗存仿佛被封存的时间胶囊，它们不会说话，却很有力量，这种力量源自它们背后的历史与故事。”梁国庆说。
 

三十多年来，重点项目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滩涂发掘到近海打捞再到远海作业的历史进程——1974年泉州湾宋代古船的发掘，是考古学界在海岸滩涂对古代沉船进行发掘和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成功之作；2007年广东阳江“南海Ⅰ号”沉船的打捞，在国际水下考古学界率先采用沉箱整体打捞技术，堪称近海沉船考古的一次创举；2007年-2008年，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的发掘，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的工作水域已经由近海扩展到了远海海域；2014年，“中国考古01号”下水，中国水下考古从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

丝路帆远、海路艰险。多少祖先带着英雄梦却折戟南海。尽管如此，浩荡的帆影仍千年不绝。

时间拨回到八百多年前。南宋中期的某一天，一艘从福建泉州港驶出的货船在西沙群岛附近借着北风向东南亚行驶，突然海面上狂风大作，这艘排水量在60吨以上的木制帆船，在狂风与巨浪的驱使下，漂至华光礁北边。这里水浅礁多，船搁浅后慢慢沉入海底。这艘沉船便是“华光礁Ⅰ号”。

“水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水下文物，更有责任为完整中国历史的架构提供基础支持。就像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只讲故事，还要有实证。”在梁国庆看来，水下考古，往小处说是了解和利用沉没在水下的文物资源，往大处说，涉及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涉及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

“华光礁Ⅰ号”沉船于1996年经当地渔民偶然发现，2007年、2008年由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总发掘面积370平方米。2007年主要进行瓷器的打捞，总共出水了近1万件陶瓷器，其中有7000件保存比较完整。2008年，则将船板进行分批次提取，共出水了511块船板。在“华光礁Ⅰ号”出水的陶瓷器大多数是民用瓷器，种类非常多，有碗、盘、碟、罐、执壶等。通过打捞出的瓷器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当时市场流通的。经研究，这艘沉船的起始港应该是福建泉州港，因为船上八成的货物都是由福建德化窑、南安窑、磁灶窑等民窑烧制而成的，可以想见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

西沙海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贸易网的关键点，南往北来，沟通中西。“这片海域发现的这些沉睡海底的水下遗存，是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的重要遗迹和实物见证，它们不仅见证了西沙群岛海上贸易航线的发展与繁华，也反映了古人沿着这条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乘风破浪开展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努力与艰辛。”全程参与此次考古发掘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冯雷在这里留下的，不仅是对西沙的美好回忆，还有提取船板时的腰伤。

让水下考古工作者们欣慰的是，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水下考古与海洋史研究已然成为时代关注的热点。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有关水下考古、海洋史与造船史的专业博物馆纷纷设立，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阳江）等，一批有关水下考古和外销瓷方面的展览举行，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水下考古和海外交通史的关注，逐渐拉近水下考古与社会公众的距离。
如今，我国辽阔的水面下，仍有无数珍宝等待着重见天日，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幅蔚蓝色水下文化遗址版图将愈加丰满。
 

“南海Ⅰ号”沉船考古发掘

“南海Ⅰ号”沉船位于广东川山群岛海域，发现于1987年。2001年-2006年间，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对沉船进行了多次水下考古调查，2007年通过整体打捞的方式将沉船用沉箱整体搬运至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历经10年的发掘证明，“南海Ⅰ号”是一条满载各类货物的南宋外贸商船。沉没地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有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出土了大量瓷器、铁器、铜器等，对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承提供了坚实论据。

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发掘

辽宁绥中元代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独立开展的大规模的水下考古工作，被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捞”，也被评为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1年-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等多家单位，组成“国家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遗址进行了五次正式的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148平方米，获得各类器物600余件。三道岗沉船的发掘不仅有着重要的考古学意义，还为研究古代船舶发展史、海洋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华光礁Ⅰ号”沉船考古发掘

“华光礁Ⅰ号”古沉船，是1996年中国渔民出海捕鱼作业时首次发现的。1998年-1999年、2007年-2008年，经过两次水下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水陶瓷器、铁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和船体构件511块。“华光礁Ⅰ号”是国内第一次在远海进行的水下考古，对我国古代海外贸易、航海技术、造船工艺等方面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华光礁Ⅰ号"沉船的出水文物。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碗礁Ⅰ号”沉船考古发掘

“碗礁Ⅰ号”沉船出水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沉船海域往北可至长江流域和北方各港口，往南可达泉州、广州等贸易港口及东南亚地区，是南北贸易的必经之路。2005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平潭碗礁附近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命名为“碗礁Ⅰ号”。

沉船共计出水1.7万余件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器，少量五彩、青花釉里红和单色釉瓷器。专家推测，“碗礁Ⅰ号”应该是转口贸易，它的中转站有可能是厦门或广州，也有可能是欧洲人在远东的贸易中转基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尼的巴达维亚。

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

2013年11月，为配合丹东港建设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丹东Ⅰ号”水下考古调查项目。考古工作提取文物200余件，其中，带“致远”刻铭餐盘、铜加特林机枪以及刻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名号（Chin Kin Kuai）的单筒望远镜等尤为珍贵。经考古、军事、舰船专家研究认定，该舰为中日甲午海战沉舰——北洋水师致远舰。“丹东一号 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被评为2015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并获评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经远舰”的发现平息了“经远舰”沉灭地的争议，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